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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沈从文:用一生维护用笔自由

发布于：2021-01-04 编辑：网友

2021年1月1日晚，83岁的老师沈虎初去世。

沈虎初老师，北京工商大学退休教师，全国政协九届委员。沈虎初于1980年开始收集整理沈从文作品。1997年退休后，致力于《沈从文作品全集》编辑委员会的组织联络工作，承担了信件的整理工作。

本文是2002年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记者吴菲对沈胡初先生的专访。吴菲在采访题词中这样说道：

由于家风，十几年来沈氏后人一直低调，甚至很多与沈从文老师有关的活动都是在“不讲”的前提下参加的。我们不得不在近一周内说服自己，因为这种做法首先遭到拒绝。最后老老师让步了，还能说话，但“简单说几句”。时间也定在上午10点开始，这是他预设的“不多说”的时间保证。

儿子眼中的沈从文；

终身保持用笔的自由

文本|吴菲

来源|吴菲1227(身份证：星_漂移)

我曾经不能理解父亲

吴菲：我听历史博物馆李之檀老人说起，当年学校放寒假，您跟着父亲到午门城楼上的历博库房上班。那地方尘土很大，沈老师拿一个手绢对折系住口鼻，您说他像电影里的大侠杰西，只是不够英俊，太文弱。

沈虎雏:我只去过一次，那是1949年的寒假。他到午门的第一个冬天，我刚上初一。

吴菲：少年时有这样的经历，而今又穷22年心力编辑《沈从文作品全集》。您这一生似乎跟您父亲沈从文老师联系得特别紧密。

沈虎雏:不，不是很近。我大半辈子都在企业，学的是工科。

吴菲：您和兄长没有一个人跟随沈老师做文物或者做文学，是天生兴趣使然，还是看了父亲一生觉得做这一行太艰难？

沈虎雏:我承认我感兴趣，但不是政治第一。但是有这些因素。

吴菲：我看到您在他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虎雏:当然是了。尤其是1949年，在我们这个年纪，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不会很好地理解他。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抑郁，环境的压力，舆论的压力，北大海报营造的声势，家里收到的恐吓信。但我们认为他的苦闷是不合理的。整个社会都乐于见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怎么了？你有神经病。神经病是思想问题吧？

吴菲：而且沈老师有一些很决绝的举动。他第一次试图用刀片自杀是被儿子制止的。是您吗？

沈虎雏:我哥哥。我上过学。

吴菲：史树青老人说刀割痕迹在脖子上，李之檀老师说在左手腕。

沈虎雏:都有，都有。我们感受不到他感受到的紧张和恐惧。他精神错乱的过程很长。解脱之后，表面上和正常人一样，每天上班，但别人觉得他还是不正常。他也知道别人这样说他，他已经习惯了被别人看。后来看到他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提到他有时候在工作中做事情会流泪，别人看到肯定会觉得不协调，就怪他。这是解放初期的状态，1950年和1951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吴菲：都是以后您从他的书信、他留下的文字里才明白？他不说是吧？

沈虎雏:不。他不会告诉家人或社会。他一辈子基本不反驳别人批评他的话。有些不是批判而是谩骂，他也不反驳。他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不是说没有这种文笔，他就不会专注于此，也不会辩驳。

1972年，沈虎初去丹江口看望父母

父亲有时也不理解别人

吴菲：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对于沈老师他，特别是那一段很动荡时期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有些文章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凄凉、压抑、不如意这一面。李之檀老师甚至跟我说，有的作者把沈老师这方面的表达都集中到一块儿了。

沈虎雏:是的。我也告诉过一些作者。从沈从文的角度来看，他内心有一些主观感受，这是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用了很多话来记录自己的文物事业为什么有所进步，这也是党鼓励的，很多人帮助支持的，他得到了最好的机会，比别人好。

吴菲：但好多人会觉得这是他在那种局势下必须说的话。

沈虎雏:不完全是。他也在不需要说套话的场合留下这样的话，这确实是他感情的一个方面。博物馆里他觉得最难的另一件事是领导力。他认为需要领导支持的，他没有得到，主要是他不理解自己的职业追求，对什么是尽责有不同的理解。但他的理解可能更个人化。人的情况不一样，关注点和想法也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并不理解别人。

吴菲：您能这么说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沈虎雏:没错。比如他不喜欢某个领导，这个领导可能有他的理由和理由。领导批林批洞，能不以此为中心任务吗？这时，沈从文提到“我要我的助手为我作画”。助手在左翼。一两个人回来画了好多画，都是“批林批洞”。服装重要还是那么重要？他必须与中央运动合作。当然，人是有选择的。

我觉得一直关注整个历史上重要事情的父亲，有时候缺乏一些理解，所以脱离了主流。这种现象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存在。他说他不懂政治，我觉得他在这里的理解有不同的视角。你不用感动，这是事实。

吴菲：我就是觉得您作为他的孩子还能这样来看事情……

沈虎雏:当我在编辑全集时，我觉得这里有些地方机会不平等。他说的话有机会编进全集，说别人不好，别人却没有机会用同样的话，让同样的读者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比如有的领导，他当时做的一些事情，沈从文不满意，然后他留在信里，他写给第三方，说“这个领导什么都不懂”，然后这个领导就没机会解释了。机会有一种不平等。

沈从文家在颐和园。后排左起沈从文和张兆和，前排左起沈龙柱和沈胡初。拍摄于1947年

一生用笔维护自由

吴菲：可读黄永玉的东西会觉得沈老师是开朗豁达，然后特别能自我平衡、自得其乐的一个人。比如他去干校，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在困难面前，他仍然很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看《湘行书简》，他所有的信都是“美好”的。但是他对现实没有任何感觉。从《湘行散记》可以看出，有一些碎片露出来了，当时的环境其实很危险。他在北京被称为“右派”，去湘西还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沈虎雏

吴菲：沈老师这一生的处境好像老是这样。“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似乎永远“边缘”，被哪方都排斥，说不清楚。:我认为应该说清楚。因为他不涉及某个群体。在很多这样的大政治斗争中，对是非的判断往往是非常简单化的。你不是我的老板，那你就是在帮助敌人。你的影响力越大，不配合我，那你就是最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独立的选择和个性。

沈虎雏

吴菲：那沈老师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种坚持吧？:他捍卫自己使用钢笔的自由。他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按照命令或者规定写，但是他不会写。

沈虎雏

吴菲：黄永玉记下来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沈从文，窝囊了一辈子。”:是的，是的，我也是。你的“征稿”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沈虎雏

吴菲：那句“无从驯服”？:他是这么说的，“一只未驯服的斑马”。它确实有一些普遍性。当然也可以说他能力不足，因为有人会写东西。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低能，也可以说胆小。

沈虎雏

吴菲：那您怎么理解？您同意“坚持”这个说法？:从整个历史来看，我认为他的坚持是正确的。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你以为他是男的。从他的角度来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会写什么？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1946年，抗战结束后，沈从文(三排右一)、张兆和(二排右二)、沈龙柱(前排右二)、沈胡初(前排右一)在上海与亲友团聚

沈虎雏

放弃文学难言幸与不幸

吴菲：大多数人还是把沈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记住的，觉得他1949年以后再也不写了是一个大悲哀。可我去采访李之檀老师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给我比划他的书架，他说：“你来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几排全都是服装服饰研究方面的书。沈老师开创的事业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继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就觉得，沈老师他做了文物，可能对于他自己不好说是幸还是不幸，但国家肯定是“幸”的。: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至于全国文学成就总量，他没有再参与，没有他后来的贡献。单从这一点来说，我总觉得遗憾。但是，他是在中国文化事业需要大发展的时候加入的队伍，他总是说自己有很好的机会。感觉他在文物方面的地位和他在文学方面的地位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文学上，他自己也有一句话：“我只想当个马前卒。”他把“文学革命”当成一个使命：“用一支笔50年，试一试，能达到一个合格的水平，再留下点什么。”他想把一生献给文学，但他并不满足。因为社会的变化，他退休了，离开了。但是在文物方面，其实他很多想法都是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之后才提出来的，有些在他做文学的时候就已经这样看到了，而且很先进。他对文物的兴趣由来已久，深藏在心里。

沈龙柱和胡坤的弟弟

沈虎雏

亲近文物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吴菲：沈老师他做人做学问的方式，给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一生的专业选择，您呢？我这次能得到这个采访机会也是挺难的，您不愿意接受采访，听说“低调”一直就是沈氏家风。:因为他不愿意宣传自己，这是他为人处事的一贯方式。1949年后，他离开了他的文学生涯。他说我在文学上没有话语权，以免在文学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后来，所谓的“沈从文热”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他一直冷却到去世。他晚年我们就住在他身边，很了解他的态度。

这种态度既有他的一贯性，也有我们在1949年后开始所讲的精神问题的连续性。在第二届文学代会上，毛主席接见了他，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说：“你还不算老，写几年小说还是可以的。”。周总理也鼓励他再写小说。他有很多机会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最有活力的一次。同时书店给了他一个通知：“你的书过期烧了。”台湾也封杀了他的书。

如此矛盾和强烈的信息压在他身上。此时他的病情刚刚缓解了一小段时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懂一些文学史，但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选择继续他的小职员生涯。1949年后，许多作家活跃在舞台上，但他宁愿保持卑微的地位，也有意识地减少了自己的社会存在。

客观来说，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他写了，就会有他的后果.他不说文学成就，那就有事，在“文革”期间肯定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这是必然的。所以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陈述，说回顾过去，1949年他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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