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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的故事还在继续|搜狐文化×搜狐视频《头是道》年终特辑

离2020年底还有不到两天。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是神奇的，悲伤的，充满希望的。

年初的疫情为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于是在这种背景下，逆行的人们奋力把世界的齿轮向前转动；娱乐节目慢慢从寒冬的痛苦变成线上；各大社交平台上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大；风口上的直播高高在上。这一年，注定是大家记忆中的大节点，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

搜狐文化和搜狐视频的《带路》栏目联合策划了年终特辑《听他说：我和今年》，在过去一年的关键词后加上故事的注解。我们会重温抗疫时刻，谈娱乐的线上转型，讨论女性问题，探索直播，想象未来。

本文以年终特刊第一期《一个人的逆行与我们的2020》为基础，与后面的采访进行整合。用记录来抵制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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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冬天。回顾去年冬天，人们仍然心有余悸。为了控制疫情，武汉从1月23日起停课76天。在关闭期间，人们被要求在家隔离，但医务人员、记者、外卖乘客、快递、公共汽车司机等。逆行了。

他们逆行，让武汉前进。

武汉解封后，作家袁凌访问武汉。虽然城市已经恢复，但他仍然能感受到空气中的寂静。“灾难过后，人会活过来，但活过来之后，有些事你是忘不了的。就是那里，一个城市，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东西，很多人的生活真的因为它改变了。”

“那个冬天太冷了”/穿5件上衣的外卖骑手

王涛是个外卖骑手。疫情过后，他带着老婆孩子到武汉一起生活。

王涛

王涛的一天从早上7点开始。虽然10点半左右单子开始堆积，但他需要早起送孩子上学。忙到14: 00，王涛会回家休息一下，吃顿午饭，然后下午5: 30再接单，一直到凌晨2: 00左右。

冬天旅行时，他通常穿两件外套(保暖内衣和羽绒工作服)和两条裤子(羊毛裤和牛仔裤)。

业余时间，王涛会在头条号上写文章，在投递区间发布一些视频动态。他的外号叫“真爱永恒王涛”，他说是疫情过后拍的，希望疫情激起的大家的真情能永远存在。

王涛2019年来到武汉。在此之前，他在家乡红安县承包了装修工程，但由于甲方拖欠账款，他未能索要工资。项目完成后，他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贴了一大笔钱，只好身无分文来武汉交货。

离开红安的时候，王韬不相信人，不相信世界，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初到武汉，他还是不甘心。曾经他是个工匠，“他是老板，大大小小”，承包工程的时候还能带一群兄弟一起干活。但到了武汉，他只是人们所说的“送货员”，“感觉挺颠覆的”。

接订单和发货的重复性工作，让王涛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发货机器人。

19世纪末，王涛想赚更多的钱带回家，所以他选择在过年的时候留在武汉工作。意外遭遇疫情，武汉闭城。

当时公司让他们选择是否自愿继续发货。王涛选择了继续。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很简单。“没想到当时(疫情)这么严重。”。

直到他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骑着电动车，看到殡仪馆的车在运送账单的路上拖走了五六个死去的新冠肺炎病人，他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有一种好冷的感觉，”王涛回忆刚刚关闭这座城市时叹了口气。也正是因为这种寒冷，王涛在那个冬天每天都会穿五件夹克和三条裤子(两条裤子和一条牛仔裤)。

从网络上清空武汉街道地图

红安家打电话让王涛不要送，藏在家里，王涛刚告诉他们他没有跑，转身又送了一单。为什么要坚持跑步？王涛说，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么多感人的事情，他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有一次，他接到一个订单，需要买一些蔬菜。王涛提前给客户打电话解释，特殊时期可能比平时长。顾客说没关系，还需要他帮忙买一些莲花清瘟之类的药。然后王涛找了五六家药店，跑了十几公里，都没找到。于是他又给客户打电话：“找不到了。如果不行，我就去协和医院给你买。”买完药，一个医生拦住了王涛，把他吓了一跳。“为什么要我在这个时候等？”。王涛害怕得发抖，停了下来。结果医生说他口罩少，不能只带口罩。然后医生给了他一些防护手套和口罩。“我当时觉得好感动。本来当时人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这次是真的被感动了。”

送货的时候，王涛又遇到了雪。车把手套里有雪有汗，然后有冰。所以王涛骑了几百米后双手就僵住了，然后王涛停下来搓了搓手摸了摸才继续骑。骑了几百米，又要蹭。到了交货地点，王涛把货物交给了客户，客户可能是之前订货人的母亲。当她看到王涛的手时，她告诉他等一下。然后她拿了一个热水瓶，给他暖手。得知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买了所有的东西后。顾客说我给你拿点吃的带走。“热水瓶在我手里已经热了20多分钟，从我手心里暖暖的。”王涛回忆道。

大年初一早上，他跑第一单，有人送了他一个装满现金的红包。他没有多少钱，只有五块钱，但王涛手里很踏实。“这不像转学，一个数字已经过去了。到手了，觉得自己的贡献还是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王韬出生于江郡红安，曾祖父是红军。从小接受红色教育的王涛，心里一直有一种健康的精神。尽管他很忠诚，但他经历了两次失败，几乎无法恢复。但是在疫情期间，当他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大家的时候，他发现了分娩的意义，再次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经过76天的闭城，王总共打了800多场单打。在跑步的过程中，他逐渐重拾了对人的信任，对自己的信心。

“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的，只是大家平时都忙于自己的生活，不注意自己内心的东西，对别人也没有那么多感情。疫情之下，大家都表现出了善意，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

虽然现在生活步入正轨，但人们可能会因为生活节奏加快而对陌生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王涛不再害怕了。“你做到了，别人早就记住了，”王涛肯定道。“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却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温暖。”

“很多医护人员为救不了病人而痛苦”/失眠的心理医生

张艳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首席精神科医生，也是湘雅二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精神科专家。主要负责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心理干预。

我们都知道确诊患者在疫情期间可能会有各种心理问题，但我们很少认为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是极其巨大的。

“很多医护人员都很痛苦。他们的痛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因为他们的病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病情，他们无法自我治疗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内疚。”张艳回忆医生的心理干预。

她在ICU咨询医生的时候印象很深，说本来可以救病人的，但是病人病情变化太快。早上接受咨询的时候血氧还是60%以上，但是过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就突然下降了。那一刻医护人员的内心特别痛苦，因为他们想让病人苏醒过来，尽可能消除病毒带来的后遗症和对人身体的伤害。

“当时医护人员服用了大量镇静催眠药。当我们为大家进行干预的时候，发现失眠是很常见的。”

即使是职业女性，有专业的管理机制，有同行的支持，有监管，有自我隔离的技术，在援鄂期间也会失眠。

当失眠发生时，张想念家里的家人和孩子。有时候会想起以前遇到的一些病人，有什么技术可以改善。有一次，队里一个同事体温37.5，张艳担心了一晚上同事是不是被感染了，因为他是党支部书记，所以要带大家安全回去。

除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逐渐康复的患者的微笑支撑着医护人员顶住了这种巨大的压力。

张艳曾经在ICU咨询过一个病人。该患者在接受两次人工肺后出现恐慌发作。我紧张得睡不着觉。张艳去找团体心理医生咨询，帮他放松催眠。病人安静地睡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来病人感谢医生，说那天晚上睡得很安静，进入了一种很安全很舒服的状态。后来，小组和他一起进行了几次心理危机干预。

他们在张艳回到长沙的时候，病人也给张艳发了视频，告诉他们恢复的很快，恢复的很好。当知道被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好，回归社会的时候，张艳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要忘了它，是我的心愿”/拼图的特约记者

敖目前在深圳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他的母亲庄随他从武汉搬到深圳。

照片由受访者严提供

深圳的冬天比武汉暖和，奥姆林又打网球了，一周两个小时左右。

一切都像回到过去的生活，但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武汉关闭期间，敖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身份对外报道武汉最新消息，父亲敖为他开车，支持他的工作。

穆从网上发回图片

但三天后，奥姆林的家人被陆续确诊。他对母亲很温和，在家里被孤立。他的父亲病情严重，被隔离在医院里。之后父子只能通过小屏幕看到对方，只能通过手机的扬声器听到对方的声音。一直为父亲加油的奥姆林，正在等待父亲去世的消息。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掉进了冰室，无法思考，但他母亲的仔细测试把他拉回了现实：你想捐献你父亲的身体吗？

最后，他们决定捐款。

“多谢大义。”金银潭医院南楼五病房主任夏嘉安特地打电话感谢他。

4月中旬，也就是他父亲去世的37岁左右，湖北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联系了敖，告诉他摄制组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拍摄了他父亲的资料。通过与他们的沟通，再加上她之前与医院的沟通，以及在医院的经历，敖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父亲三个月的住院生活。但这种还原是“很平的，不是立体的”，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人和发展过程，他知道的信息太少。

于是他开始了“拼图”，试图通过接触和看望父亲住院期间接触的人来弥补失去的三个月。

7月，敖联系了湖北医疗队负责父亲病房的主治医生。父亲敖兴专门打电话让儿子记着感谢医生。在与医生的聊天中，敖穆林了解到父亲1月23日至2月17日住院的全过程。之后联系了解放军医院一位负责病例分析的医生。他还告诉敖穆林他们后来对案例分析的研究。

10月，敖穆林联系了给他们做核酸检测的护士。虽然护士不负责他父亲敖所在的病房，但他一直在关注他，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护士告诉敖穆林她在治疗过程中听到的和想到的。“他告诉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我能把父亲留在他的病房，照顾他会不会更好？”世界上没有如果，奥姆林也很少后悔如果。对于护士来说，敖慕林最想说的就是“谢谢”。

拼图正在扩大并变得清晰。奥姆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这张图放在一起，就像他不知道这次疫情的影响一样，“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通过拼图和一点点还原真相，敖穆林的心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他做拼图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为实现这种局面付出了多少。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改变我生活，彻底改变我家庭的事情。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更多的细节和整个过程。别忘了，这是我的愿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角色出现，每小时都有新的故事上演，时间就像一块橡皮，慢慢抹去我们大脑中的记忆。“今天，每个人都在程式化地工作和生活，生存的意义越来越无形，对生死麻木。”(袁玲)敖穆林“执拗地”与时间抗争。通过不断的听别人讲他父亲住院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的往伤口上撒盐。痛苦是他对抗遗忘的方式。经历了生与死，他的脚步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轻盈，但沉重的生活感让他的前进步伐更加坚实。

“疫情后，希望看见生活中的普通人”/书写生死的作家

非小说类作家袁凌，当记者快十年了。《新京报》发表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就是他的作品。

沅陵

袁玲出生在陕西平利，一个只有几个小煤矿的国家。他称自己的生活“如此朴实”，所以普通人是他叙事的主角。“一个乡下孩子生存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他身边的人死去的过程。”袁凌在看到无数普通人“像一滴水渍在草地和玻璃窗上”死去后，觉得自己必须为这些生命留下一个纪念，所以生死是他写作的主旋律。他最新的一本书叫《生死类》。

武汉关闭期间，原定在武汉采访的计划泡汤了，袁玲不得不通过电话与受访者取得联系。

他印象最深刻的受访者是生活在底层的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是讨厌社会的少年。他和祖母住在一起，一家人靠从祖母那里捡破烂为生。他爸坐牢，他妈去外地成家立业。结果，奶奶感染了新冠肺炎，根本没有人照顾这个少年。然后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仇恨。在网上求助后，他得到了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他奶奶终于去了医院。

但袁凌联系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仇恨，这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更是家庭破裂不幸造成的，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当时他还说，如果他奶奶死了，他就自杀。当时志愿者最怕他自杀，想把他拉回来。后来，他奶奶去世了。幸运的是，他没有自杀。他妈妈因为这件事从外地回来，回来后一直陪着他。

但疫情过去后，男孩就不上学了。他曾经在舞蹈学校学过舞蹈，现在还有点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可能要花很多钱。疫情过后，他可能觉得打击很大，去上班了，对他来说是一种遗憾。疫情期间，志愿者和男孩与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疫情过后，双方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

“不知道孩子是长大了还是疫情过后就放弃了。应该说，至少他没有自杀，没有报复社会。这已经是当时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介入的结果。”

另一个女生家里也很穷，连个热水器都没有，什么都捡。她的祖母在家中不幸去世。她爷爷被感染后，她一开始就不住医院了。后来她终于活下来了，她和奶奶都是家里感染的，但是住不了医院。最后，她奶奶在家去世了。

后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以某种方式安排了祖母的葬礼。住进收容所医院后，女孩还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帮别人分发，打扫卫生。她也想参加一些公益培训，以后做一些公益。恢复后，女孩一直在工作。

“疫情中有些东西得到了加强.是成长还是打击？挫折还是伤害？很难说。疫情带来的变化，每个人真的不一样。会留下多久？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很难有明确的判断。”

但“在命运的钟声下，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是相通的”，袁凌始终用平淡内敛却暗流涌动的话语，尽可能可靠地记录着普通人的生死。他希望通过记录，能够传达生命本身的质感，保存一份真实的人类经验，以抵御遗忘的力量。"他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沉浸在这些人的命运中，并活一次作为回报。"(柴静对袁凌的评价)

作者|张露曦

编辑|任辉